管中祥
台湾中正大学传播系 教授
公民行动影音纪录资料库 创办人
数位媒体的出现挑战了传统媒体的生存逻辑，去中心化的特质不仅让资讯的通道变多、变广，资讯生产的权力与能力不再局限在有钱、有势、有专业的少数人，传播权力回归到庶民身上，阅听众不再只是在少数的媒体通路中进行选择，不必依照传统媒体设计好的排程接收讯息，有更多的选择，有更多的自主，不仅市场更为自由，翻转原有的生产——消费关系，带动了威权国家民主化的进程，也创造新的商业发展模式。
不论在阿拉伯世界、马来西亚、泰国、香港、台湾、马来西亚、西班牙、缅甸，我们都看见了数位技术对威权政体的挑战，即使现今各国政府都非常熟练地知道如何擅用这些技术回过头来操控资讯及人民；另一方面，公民记者、博客（部落客）、自媒体、Youtuber、Podcaster、网红、网军、直播主等新型态的传播兴起，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传播者，不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打乱原有的媒介生态，遂而建立起新的产业模式，发展出新的生态系统。
“新”媒体的出现带来了自由竞争，但江湖一样是江湖，人人身怀绝技，也各怀鬼胎，原来的霸主虽面临新世代的挑战，但江湖中成王败寇的铁律仍在，若是有人一统江湖，那么，原本期待自由、多元的冒险市场是否仍会存在？
数位技术带来了美好的想像，但现实却非如此，在这次新纪元大学学院媒体研究系举办的“突困·进击！数码汇流下的中文媒体实践”论坛上，几乎是所有人的共识。
三场论坛中，不少人都提到，数位时代的经营困境之一，就是Google、Facebook等不作“内容生产”的搜寻引挚、社交平台，拿走了大部分的广告利润，而真正的生产内容者反而成了市场的弱势，得到极少的分润。
许多人满心欣喜希望能在数位时代发挥创意、大展长才，却大多失望而归，作通路的社交平台有如古时候占据主要的通道的山贼一样，要求路过的人必须留下“买路财”，这些社群通道，虽然建造了道路，却也设下路障，“掳”走了财货。
Google、Facebook两大平台并未要求大家付出极高的“过路费”，但却拿走了绝大多数的广告利益。2020 年Google 在全球的广告收入高达 1469 亿美元、Facebook也有 842 亿美元，分别占这两个企业营收的80.5％及占该企业营收的98％，进一步来看，两家平台合计的广告量占全球数位广告超过七成。
而台湾数位媒体应用行销协会（DMA）秘书长卢谕纬接受《苹果日报》访问时表示，根据该协会的统计，2019年台湾数位广告整体市场规模已达458.41亿，相较于2018年389.66亿再成长了17.6%，其主要媒介包括Google、脸书、line等，其中又以脸书和Google占大宗，于数位广告中占七至八成，约366.7亿元，脸书和Google近年成了数位广告投放两大龙头平台。显然地，商业媒体市场最主要的利润来源——广告，几乎掌握在少数平台业者的手中。
这样的媒体生态形成成了不公平的竞争，引起许多依赖脸书等社交平台传递资讯的媒体不满，许多地方因此展开了诉讼，政府也担心垄断的媒体生态，会影响本该自由、多元的媒体生产。
例如，去年在美国有200家左右的地方报社控告 Google 和 Facebook，他们主张，这两家企业垄断了数位广告市场，而从皮耶研究中心所作的调查可知，美国报纸发行量在2018 年下降至1940 年以来的新低，更重要的是，报纸广告收入从 2008 年 378 亿美元到2018 年只剩143 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十年之间，美国报纸新闻编辑部人员大量减少，从71,000人降至为38,000人，而这场讼诉也从地方报刊的反弹，扩展成全国性的战争。
不只如此，在法国 Google也与数十家新闻媒体签署协议，要与个别媒体签署授权付费合约，而澳洲则在《竞争和消费者法》中增加〈新闻媒体与数位平台强制议价条款〉（News Media and Digital Platforms Mandatory Bargaining Code），强制网路平台必须和新闻媒体协商使用新闻的付费办法，以保障资讯内容供应者的利益。
从某个角度来看，Google、Facebook 的横行其实也是自由市场的结果，面对市场竞争活不下来，似乎也是自己不够创意、不够灵活、没有本事。但这样的说法，忽略了结构与制度的问题，别忘了，除非是“个体户”式的小规模运作，媒体经营仍需依赖资本密集，决胜的关键未必是因为你有多少创意，更在于你有多少成本、多少势力或政商关系，甚至政策法规的设计是否偏向某些政治势力？是否图利少数资本集团？以及是否存在反垄断的多元机制，都会影响媒体能否生存？创意能否发挥？市场能否多元？也因此，考量到媒体作为公共领域，同时也是多元的文化产业，国家适度介入防止媒体垄断，维持多元生态有其必要。
换句话，数位平台的兴起，展现了看似多元、多样、弹性、灵活的特质，让人以为“内容是王”的时代已然来临，但这样的美丽期待与残酷现实，早在有线电视（Cable TV）时代就已存在。在台湾，少数几家有线电视系统平台，垄断了市场，透过代理影响了上游市场的内容生产，联合垄断限制了阅听众的选择，在在显示了“平台”才是真正的霸主。
Google 和 Facebook继承了有线电视系统“平台是王”的特质，社群平台如同有线电视一样，成了资讯的中介商，透过其创立的演算规则进行导流，影响广告分润及观众所看的内容，Google 和 Facebook影响的不只是利润，还包括言论。
演算法虽然能形成“同温层”方便分众行销，但同时也依使用者的人口特质及偏好筛选其所能接触的资讯，狭隘了我们的资讯接收及视野，另一方面，资讯的过滤不单只是依循同温层的演算法则，也服膺于脸书的设下的种种规则，而这些规则除了因为不同地区品味与道德份际，有时也来自于当地政府与市场压力，只要不是高度政治集权的国家或者单一平台垄断的市场，也许都还能找到存活与发展的机会。然而，数位时代的媒体如何生存与突围，恐怕难以找到放诸四海皆准的法则，仍要回到其存在的脉烙中探寻与尝试。
如同林宏祥在主持本次论坛时所说的“马来西亚的媒体有自己的发展脉络，社会条件不一样。”的确如此，媒体的发展除了因为传播科技因素，更重要的是，和当地的政治、经济、政策、法规、产业、文化、生活型态都密切相关，任何有关媒体经营的讨论都无法脱离在地的现实，也必须回到当地社会探寻。
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政治松绑，在去除威权统治，及新自由主义的传播政策下，逐步开放媒体空间，传统的广播、电视及报纸有了新天新地，一时之间，出现了数以千计的各类媒体机构跃跃欲试，却也加剧了市场竞争，与此同时，新兴的政治与商业势力纷纷进入市场，台湾媒体也陷入商业竞争的恶质网罗，捉对厮杀，虽然发展出新的产业型态，但内容品质也引来不少批评。
2000年后，网际网路渐普及，更灵活与多变的数位技术促成更为多样并快速变化的媒体生态。传统的广播与电视再度面临新的竞争压力，有线电视面对新兴起的数位影音平台，例如，Netflix、爱奇艺、Youtube的竞争，市场优势逐渐流失；传统报纸发行量逐渐下滑，更有不少纸媒在从未春暖的寒冬中退出市场；而手机等移动式载体搭配Podcast，加上新世代使用习惯的改变，广播电台的收听率更不如以往。
为求生存，“老”媒体们除了加紧数位化的脚步，也开始调整经营模式，例如，节省人事成本大量裁员，或者跨足新数位影音，开启新的经营项目，有些则在作品中大量置入商业广告或展开展新的副业以增加财源。但不论如何改弦易辙，经营都相当辛苦，也未必能通过难关。
另一方面，由于台湾市场较为多元开放，有资本、有创意的玩家仍有不小的获利空间，本地及跨国的大型资本，不再死守有线电视台系统，早已跨足电信事业或投资其它影音平台，而相对规模较小的公司或创作者也投入内容生产，越来越多的各类网红事业及Podcaster经营得有声有色，各有天地。
这意味着，面对险峻、多变的数位生态并非全然束手无策，如何自我定位以及找到最适规模，恐怕是需要先思考的问题。
换句话说，要如何突围？如何创新？该如何生存？如何坚持理想？都要不断扣问自己：经营媒体的目的是什么？要追求的是什么？要实践什么样的媒体理想？是获利？还是创意？要利润极大化？还是只求温饱有点盈余？又或者经营媒体是为了追求影响力？若是，那么是什么样的影响力？是要监督权力？改变社会价值？或是让弱势发声？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越以追求市场利润为主的媒体经营目的，往往需要较高的经营成本，资金需要越多，市场风险也越高，包袱和压力也就越大，当然，越容易过度市场导向，过份依赖广告，理想也可能因为现实所逼而越来越小，更易陷入理想与现实的挣扎，而最终的结果大多是利润胜过理念。
有趣的是，当我们越以获利为主要目的，也会希望越来快速掌握或适应技术与市场的变化，深怕自己跟不上时代，也因此，更容易将资金与精力投入在无止尽的技术追求与行销手段，忽略该有内容品质，但即使一追再追，也未必真能获利。例如，台湾的《苹果日报》 大概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虽然不断追求或适应新技术，发展新的表现及营运方式，但内容品质未能跟上，点阅与获利不成比例，不断面临财务问题，人员及报份不断流失。
相反的，有些媒体不以获利主要目的、不依赖少数资金，广告并非主要或唯一的经济来源，并且找到最适规模，也许不会发大财，但仍能维持生计、实践理想，发挥社会影响力。
例如，前阵子在香港因为政治势力而被迫结束经营的《立场新闻》及《众新闻》，或者，已经营二十年的香港《独立媒体》，都不是以获利为经营目的，广告也不是主要经费来源，他们的报导关注公共事务，资金多为公众捐款及募资；又如总部设在新加坡的《端传媒》，除了原有的投资资金，也另辟财源，采“订阅制”维持运作。这些媒体规模虽然不大，也有二、三十名员工，更重要的是，在当地社会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相较于其它商业媒体，这些媒体的工作者有较大的自我实现与理想实践的空间。
近二十年，台湾也有越来越多的非营利媒体出现，他们不仅获得多样新闻奖项肯定，受到社会信赖，并能维持一定的运作。台湾以报导公共议题为主的非营利媒体，包括了苦劳网、环境资讯电子报、公民行动影音纪录料库、上下游新闻市集、焦点事件、报导者、沃草、多多益善等。这些媒体关注劳工、环境、农业，以及各式各样的社会运动与弱势议题。相较于主流媒体，这些组织中的新闻工作者独立性较强，内部更为民主，有较大的发挥空间。他们的财务不依赖广告，而有多样来源。例如，《上下游新闻市集》以“社会企业”运作，部分资金来自市集平台贩售农产品所得，以支持新闻部门，另一类则是“公众集资”为主要经费来源，向社会大众募款，定期公布资金使用，而这也是最独立的资金样式，不易受到外力影响，《苦劳网》、《公民行动影音纪录资料库》、《焦点事件》便属此类；而成立五年的《报导者》除了有大型企业捐赠的资金，也同时向公众募款。
事实上，在台湾一直存在以公共事务为报导取向的非营利媒体的运作传统，这和在威权时期追求媒体民主化的历程息息相关。不同年代，党外杂志、另类录影带、第四台、地下电台等另类媒体逐次兴起，冲撞政体，寻求言论空间。
1990年代，虽然因民主化而开放媒体，但却同时陷入市场主义至上的恶质网罗，虽然新闻不再受国家检查，商业媒体集团压抑了弱势之声、限缩民众对公共事务的理解。也因此，上述的非营利媒体也在这样的环境下陆续出现。他们和香港的非营利媒体不同的是，台湾经历民主化的历程，有相对健全的产业环境，没有内部高压的政治压力，因而有较大的自由与自主空间。
我有幸参与媒体改革及另类媒体的运作的历程，同时也是《公民行动影音纪录资料库》（简称〈公库〉）的创办者，接下来将从《公库》的运作经验，和大家分享台湾非营利另类媒体的生存之道。
2007年，《公民行动影音纪录资料库》成立，是台湾唯一以影像纪录、报导社会运动，以网络作为主要传布管道的另类媒体。
《公库》原本是台湾“国科会”（今“科技部”）的数位典藏计划，成立为要记录台湾被主流媒体所忽略或扭曲的社会运动，使公民团体得以阐述行动理念及对社会的关怀。不仅要呈现出台湾社会的多元声音，同时也将影音资料存于资料库，采CC授权，作为大众理解社会事实的管道与社会运动的主张。
2012年计划结束，我们深感纪录、报导社会运动的必要与重要，决定成立非营利组织延续这项艰难的工作，透过公众集资，维持独立运作。2014年8月，“台湾公民行动纪录协会”正式成立，成为非营利媒体，正式对外募款，2017年获得“卓越新闻基金会”颁发的“社会公器奖”。
《公库》一直以来有三至四位专职记者，除负责采访工作，也兼作行政、财务及美编，相互补位。我们强调“前线优先”，记者可以自行决定报导主题，薪资结构由成员共同讨论。虽设有理事会，但记者为主要决策者，强调内部民主。“公库”同时也制作、主持时事论坛节目“灿烂时光会客室”，每周讨论公共议题，透过脸书、Youtube直播，并制成Podcast，至今已播出九年。
我们的新闻产量不多，不追求即时速度，但强调新闻正确与弱势发声，即使是非常熟识的抗者，其发言内容也需经过查証与确认，这是对新闻品质的基本要求，也是“慢新闻”应有的表现。虽然我们记者少，但仍重视新闻的深度性，不定时制作深度报导，追踪事件的后续发展，探讨背后的结构性因素。我们也曾将报导延伸出版《公民不冷血》一书，透过书籍，接触不同类型的读者，分享我们的观察与观点。不只《公库》，《报导者》及《端传媒》也将其报导再生产成书籍出版。
除了自主生产，《公库》也邀请各方人士分享报导与观点，并接受投稿。为了让读者更了解各地的公民行动，《公库》与国内外独立媒体建立伙伴关系，透过合制节目、转贴、交换新闻等方式，连结各方社会运动与独立媒体。包括本地的《PNN》、《自从六轻来了》、《唱四方》、《四方报》、《废死电子报》；香港的《惟工新闻》、《G点电视》、《香港独立媒体》；马来西亚的《街报》；中国的《女声网》；欧洲的《泡泡网》；日本的《岛弧—黑潮》，以及澳洲的EngaeMedia。我们曾把部分拍摄的内容加上英文字幕，让英语世界的朋友可以理解台湾的公民行动，也会不定期的将EngaeMedia的影片中文化，将东南亚劳工、移民、性别的影片介绍给华人世界。
此外，《公库》也推出专栏文章，例如，2015年开始与一群高中老师合作“教室外的公民课”，每周推出由高中教师执笔，后续也将专栏文出版专书。《公库》也曾与一群年轻的主流媒体记者合作，推出“小记者的私房间”，表达其对于媒体环境与劳动条件的看法，亦披露其工作过程中的见闻与心声；“夜书眼中的世界”邀请关注国际议题的朋友观察整理重要事件；“晴耕雨读”则是刊登书评、影评及艺术文学笔记的专栏。这些不同类型合作，让公庫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丰富了网站的内容，读者亦可以《公库》作为“入口”，认识不同地区的社会运动与文化行动。
我们的报导除了在官网刊出，也透过不同平台发送，主要的通路是脸书。但和许多媒体一样，受到演算法的影响，再加上公库的报导内容大多为争议性的社会运动，有时会因不明原因遭到下架。
为了不受限于Facebook，我们也透过Twitter、IG发布讯息，并同时在Medium、Matters、方格子等平台露出，我们也跟台湾YAHOO新闻合作（过去也曾经跟苹果日报），在其网站刊出部分内容，导回到公库官网。几年前我们开始经营电子报，每隔两周帮读者整理重要报导，直接将新闻及专栏寄到读者信箱。去年我们开始经营Line群组，主要的对象是捐款者或互动较为密切的读者，除了发布每日专属讯息，也希望藉此强化群体的支持。
虽然数位科技强调互动性，往往缺乏情感与温度，但我们认为媒体与读者不应只是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而是相互理解与支持的力量。
商业媒体大多依据收视/点阅率来调整内容，“数字”成了节目能否存活的指标，也是商业媒体的生存关键，除了反应阅听众的使用结果，这些“数字”也是媒体用来跟广告主交易的“商品”，“数字”越高，利润通常越大。因此，“数字”不但有了生命，还成了控制系统，商业媒体的营运很难不依循这套规则，于是媒体老板、股东、经理人、主任、记者、编辑、小编，为了存活，都得随之起舞，即使有人心中有千百个不愿意，觉得有志难伸，大多只能默默吞下。
商品化的结果，让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只剩下金钱关系。消费者不知道，也不在意生产者在过程中经历的是顺服还是挣扎，以及其中的辛苦，或者“脑残”新闻其实已是记者血肉抗争的努力结果；生产者也只能从收视/点阅率理解消费者的反应，猜测读者的喜好。彼此之间越来越异化、越来越疏离。
对我们来说，阅听人从来就不该是冷冰冰的点阅数字，而是真实的生命，每个人有不同的生活经验，也有不同的想法。而媒体除了发布讯息，若有能力，也应该走入人群，了解人们的想法，针对不同的需要传递资讯、了解回应，促成读者与报导者、行动者沟通，将议题带给观众，进而促成社会的讨论与对话。
过去几年，我们发行电子报，每月公布捐款征信、工作报告，在台湾各地举办“公库朋友会”与读者见面，除了互动与认识，也向读者报告公库的经营、运作、思想、关怀与困境，理解读者对我们的看法，我们希望和读者之间不是商品关系，而是彼此理解、相互支持的社会关系。
我们到大专院校及中学进行讲座，讨论议题，分享我们工作与观点。也有高中老师把我们的报导作延伸资料补充教材，让年轻的世代更了解台湾社会运动发展，以及社会底层的多样面貌。我们曾邀请劳工团体、劳权学者到北、中、南、东，全台十八所高中举办“劳基法修恶，青年有未来？–高校巡回讲座”，与中学师生讨论当时争议极大的“劳基法修法”议题，希望年轻学子不单只是看到主流媒体里的肢体冲突或党政斗争，而能进一步了解此次劳基法修法争议，对自己、对台湾的可能影响。
对我们来说，如何在数位时代经营与读者的关系，建立与阅听人之间的互动与信任，进而成为重要的支持的力量，是不可忽略的经营思考。
包括《公民行动影音纪录库》在内的台湾非营利媒体，强调财政上，资金来源多样化、公开透明，公众集资为主要收入来源，不依赖少数股东及广告，“获利”不为股东所有，而是投入劳动生产的必要支出，同时也意味着在追求利润极大化资本主义市场机制中，还有另一种生存的可能，并让公众不再只是传媒市场框架下的消费者。
即使媒体环境如何多变，数位技术如何创新，作为媒体经营者得时时回望经营媒体的目的与本质是什么，当确认经营目的，找到自己的最适规模，才有机会兼顾理想与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