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国富
独立研究者
台湾世新大学传播研究所博士
曾任职于马来西亚和台湾的高教院校
通讯与传播科技持续快速变化的这些年,媒体的生态与环境出现很大变化。但是这些新科技不是突然出现,媒体(特別是传统媒体)也不是毫无防备地被偷袭而陷於困境,只是面对科技物质变化的加速以及整体环境的快速变迁,让媒体在“转型”过程中备感艰辛。
在疫情发生的过去两年里,更多传统媒体展开瘦身或转换形式营运,寻找存续的可能,其中也有媒体被迫停止运作,不少媒体工作者失去工作或劳动条件更形恶化。在新闻媒体中,新闻工作更犹如“仓鼠转轮”(hamster wheel)般,需承担不断增加的数码劳动,也持续折损具理念和潜力的年轻新闻工作者。
但同时因为经营媒体的门槛降低,近年出现更多不同类型的“新媒体” ,因应社会与科技物质条件的不同,试图以不同的内容与经营方式,争取被看见和存活下来的可能,但也出现倾向竞相争取公众眼球与同质化的态势,尚未见具备更多元性(pluralism)、多样性(diversity)和多种类(variety)的传播内容,也未如网络科技刚普及时,许多人乐观期待它将更有利于自由民主的开展,反而出现许多未预料到的乱象与问题。
面对全球与本土互动的脉络下,到目前为止,在本地讨论媒体如何脱困时,似乎主要是在市场经济与新科技面向的思路里,寻找可行的商业模式,但面对更不易捉摸的外在环境而疲於奔命。市场经济与新科技对媒体确实产生影响,但是这两种思路是否穷尽了媒体存续的可能视野和想像?而论坛中强调的“中文媒体”在马来西亚是一个怎样的存在,为何要特別关注和讨论?如果我们将“脱困”和“进击”摆放在一起和拉长时段思考,是否可能有利于开展更宽阔的实践想像空间。
长期在前线的媒体工作者,多能深刻体会自身面对的各种问题与困境,本文从观察者角度提出一些论坛中较未充分讨论的部分。因为所处的位置不同,思考与探问的出发点和问题或许也不太一样,但能借此机会更理解前线媒体工作者的实践状况与困境,且这些实践经验非常宝贵,也是马来西亚整体环境中很重要的一环。本文从整体脉络去理解媒体与传播现况,尝试厘清一些实质问题,或可重新理解和重估媒体“现实”,也寻找与媒体工作者更接近的对话基础,共同协作改善当前的媒体与传播环境。
我们讨论媒体的实质问题和可能出路时,不能抽空脉络而不先厘清所处的政经背景,以及媒体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不然很可能误判真实的处境与问题,耗费了力气和资源,却未必有助改善具体的媒体与传播困境。
在马来西亚过往由国阵长时间掌权的威权体制下,媒体主要在市场机制运作下受到许多政经权力的限制,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备受压抑。1990年代以后,媒体出现更明显的集团化状况,国阵政权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控制各语言媒体,除党营媒体外,财团以接近侍从的方式,在不违背国阵的意志下,透过政权的特许等方式享有经济利益和其他权力。因此,在网际科技尚未普及以前,政权和国家机器基本上不是以自由民主化为前提,建构健全的传播环境,而是以严控方式管制资讯的传播与言论的尺度,以延续国阵的政权。
但是在近年全球与国内的结构出现很大变化,在经济层面,马来西亚社会的中产阶级和底层收入大致呈停滞状态,物价不断上涨,不平等的现象加剧,加上权贵和官僚体制的贪腐与失能等问题,使得一般公众的生活更为艰辛,民间蓄积著不满情绪。在长期的族群政治与伊斯兰化过程中,身分政治在政治竞争中更被凸显,往往在主流建构的“零和”论调中,将他者应取得的权利,视为自身权益的丧失,这样的氛围让政治人物有了更多操作社群矛盾的空间。
传播新科技的快速发展与推陈出新是另一结构性动力,此项物质条件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更倾向在同温层里取暖,不容易接触或排斥不同的资讯和意见。人们本就有的认知偏误等问题被凸显出来,在资讯偏食下,更容易相信符合自身信念的事,且更没耐性查证来源不明的资讯,让不实资讯有了更多快速传散的条件,情绪表达更为直接,公共沟通和讨论的空间再被压缩。
这些全球与国内结构的变化,影响政治场域上出现政治碎片化的态势,且并非马来西亚独有。政治碎片化是指政治权力分散到许多不同派別和势力中心,使得民主政府难以有效的运作。马来西亚虽仍在民主化的初步阶段,但当前显然也面临政治碎片化的状况。在过去四年里,马来西亚已替换了四任首相,各任政府不断重组执政团队,其中各种政治力量相互拉扯与角力,且没有清晰的价值和理念做为合作基础,使得不断分裂的权力碎片所组建和拼凑的联合政府更显脆弱,更不易拉动庞大且僵化的官僚体系,而监督和制衡权力的机制显得软弱无力。
马来西亚的政治民主化路荊棘难行,也与上述过往传播媒体环境长期被扭曲有关,只是如今整体环境更为复杂,新媒体科技与人们的关系更为紧密,也让政治权力可以操作的方式更为多样,如各路网军的带风向、煽动与影响民众情绪和想法。
在更难掌控权力与更多不确定性下,政治人物急于争夺与巩固权势,以处理政治权威被大幅削弱后的权力危机。因此,当前政局更不稳定,政府的决策更多变,让人无所适从,譬如不同政府执政时对马新高铁兴建的反覆态度。
在如此的政治与社会情境下,政治人物不一定为其所属政党完全束缚和掌控,譬如纳吉在失去首相职务与官司缠身下,投入资源经营社交媒体,建立网络的“人设”和善抓网民心理需求,受到不少人的认同与欢迎,即使他遭法庭判刑后,仍未动摇一些粉丝对他的支持,且纳吉的政敌不敢低估其影响力,使纳吉在政治场域中有更多讨价还价的能力。
政治碎片化在疫情期间更为明显,阁员不断的变换与决策的混乱,造成更多人命流失与生活的重创,让公众对政治更疏离与不信任,对民主政治出现更多不满和质疑。在网路世界出现去政治化的现象,一些网红以重复套路吸住网路使用者的眼球,争取快速窜红和获利。但同时也出现另一景象,当面对各种急难却无法寄望的失能政府有所作为时,民间也善用网路展开的自救行动,如2021年的“举白旗行动”和救助水灾行动等,展现日常生活里公众的共善(common good)与能动性。
因此,在政治、经济与新科技对整体社会冲击下,各种权力持续重组与角力,包括对主流媒体的掌控和新媒体的监理。政治碎片化下躁动的朝野政治力量,皆未能或不愿从长远角度思考和规划整体的通讯与传播政策,健全化相关的监理和问责。
在这通讯与传播汇流的时代,在全球经济竞争的压力下,历任政府规划建设数码基础硬体,但主要著眼於经济发展面向,譬如现在正建设中的5G,却不时传出政府内部不同调及图利部分业者的质疑,且长期忽略数码科技的内容软体部分。
传播与媒体内容上,除新闻内容攸关马来西亚的民主价值与自由表达空间,影、视、音、动、漫、游等内容所形成的文化相关产业,也是数码环境里的一部分,在经济与文化领域皆有重要影响力,特別是面对国际影音串流平台的内容竞争,本土难有招架之力,当前公众多倾向消费更具吸引引力的外国内容,也没有多少贴近本土社会的优质内容可以选择。从长远来看,这不利于在地社会的群体认同与社群间的沟通,更难以弥合各群体长期的矛盾和裂痕,无力回应公众对于公共性的需求,型塑更宽容的在地多元文化与社会氛围。
因此,在当前马来西亚脉络下,“中文媒体”和其主要面向的中文使用社群,如何面对整体的政治碎片化状况,而各种类型的“中文媒体” 如何在生存与社会责任中,重新定位自身的位置和角色,协助更多不同群体的沟通,而过去持续进行的翻译与转译方式,是否还有其他更有效的方式,让更多不同的资讯和意见得以被看见及理解,让公众更愿意修正自身的偏见与看法,或许是需要先思考和处理的基本问题。
本次论坛与谈媒体人提出的一些看法中,凸显的是对于这波通讯与传播革命下社会快速转变的焦虑,其中特別在有关市场经济和传播科技面向,从中产生的媒体问题约可概括为:数码广告收入不足、被迫加入注意力经济、公信力的建立与维持,以及影响力被稀释等。这些问题纠结且不断变化,成为媒体“转型”和寻找机会突围的主要思考面向。
但是这样的焦虑背后,涉及的主要是市场逻辑和科技结合下的媒体结构及生态变化,特別是谷歌(google)与脸书(facebook)等跨国超大型数码平台的崛起,透过演算法等技术和营运机制的不断创新,他们逐渐型塑数码平台的新游戏规则,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不仅冲击媒体生态,也让许多使用者不自觉隐私受侵扰,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更不易摆脱科技软硬体影响。
以新闻媒体来看,表面上新闻媒体和数码平台是彼此需要的合作对象,前者提供内容,后者提供通路,双方有著一定的共生关系,但事实上数码平台以其掌握优势位置,迫使新闻媒体仅能服从其运作模式。传统媒体广告量持续下跌,大部分数码广告被转移到数码平台和搜寻引擎,它们掌握着通往原生新闻内容的链接。谷歌和脸书等垄断网路公司愈来愈成为使用者获取原生新闻内容的入口,它们在许多国家都掌握绝大部分的数码广告收入,有时新闻媒体甚至还得向数码平台付费推广其内容(Pickard,2020/罗世宏译,2022)。
在数码广告遭超大型平台垄断下,辛苦产制内容的各类型媒体却获得不成比例的利益回报,且不易放弃仰赖大型平台导入的可能流量,仅能苦恼於如何增加点阅流量,以及在此框架下设想更好的营收模式。另外,脸书决定了介面中标準化动态消息内容的呈现方式,使所有新闻内容看起来都差不多,使用者不易区別新闻价值的内容差异,也削弱不同新闻媒体的议题设定等能力,强化资讯的碎片化,让不实资讯更容易鱼目混珠,混淆使用者的资讯接收。
面对数码平台对本土媒体的不对等竞争和扭曲的生态,若放任市场机制的运作,当前主导权主要在数码平台手里,难以处理当前个別媒体面对的营收困境,而这恐需要国家的介入与监理,以维持合理的市场秩序和公共利益。
过往数码平台在其建构的论述中,经常自称是中立平台,但如今这套说辞越来越难被接受,越来越多看法指出,数码平台可视为传播讯息和意义交换的“基础设施”,是型塑当前社会与传播环境不可或缺的一环,因此,除了取得合理利润外,也需维护和促进公共利益。在这样的思考下,数码平台过往不公平的竞争获得越来越多的正视,更多政府介入监理,试图建立更公平合理的分润制度等措施,改善内容产制者与国际平台之间不平等的利益分享状态,健全化传播环境。
2021年二月澳洲政府经近一年的谈判与协商后,订立《新闻媒体与数码平台强制议价法》(News Media and Digital Platforms Mandatory Bargaining Code),落实数码新闻付费的政策,改善国际数码平台与在地媒体的不公平关系,确保新闻媒体获取合理分润,也要求改变演算法时要揭露,以提升新闻品质和强化公共利益。
欧洲议会在2022年1月20日通过《数码服务法》(Digital Service Act),建立欧盟监管数码服务的法律框架。
2021年底印尼和台湾也草拟法案,建立监管数码平台的制度。因此,在马来西亚需要结合各方力量向政府施压,要求对数码平台的运作进行监督、课责与透明化,更积极促进公共利益,改善日趋恶化的传播环境。
除了国际超大型数码平台对本地媒体的影响,本土大型影视媒体Astro与首要媒体,近年除推出自身的OTT平台,也积极和国际影音串流平台合作,如Netflix、Disney+和爱奇艺等合作,但主要是将国外内容导入本土,以挽回近年不断流失的订户和广告。本土媒体集团在争取商业利益时,却对在地内容的生产有所忽略和投入不足的状况,压缩本土内容产制的可能,使得本土影视内容生产机制一直难以茁壮成长。
在国际影音串流平台的不同量级竞争下,本土影视媒体未必有能力应对,这也需要国家建立合理且不断优化的培养人才和产制环境,协助在地业著创制本土内容,这对本土文化传播与创造也是重要一部分,政府有责任推动更多优质新闻与影视音等内容,促进各群体的相互认识与理解,提升对共同体的认同,也让本土内容能和外国影音内容竞争,而不是放任由媒体集团用市场利益去经营,却伤害了本土文化的培育和社会的需求。当前需要国家力量的有效治理和资源介入平台的竞争,让本土媒体能存活,且在促进社会的前进和发展下,使媒体的角色能被更好的发挥出来。
除了经济与科技面向,也有与谈人提及其他权力对媒体的影响,譬如司法对新闻媒体涉及案件的判定,对新闻媒体的运作常规与空间产生影响,且是一种警讯,政治权力可能透过更不一样的方式直接和间接影响新闻媒体,压缩对政治权力的监督与新闻自由空间,如制造更多自我审查,对媒体的公共讨论空间也形成压缩。
对于政府涉入传播环境的举措需非常谨慎,避免政府借机对网路与媒体进行更多不当的管制,开启更多政治权力介入的风险。对政治权力的疑虑有其必要性,在现实中不断有例子来提醒人们,譬如2021年12月马来西亚发生相当严重的水灾时,部长言行引发网路上广泛批评,通讯多媒体委员会(MCMC)要求推特(Twitter)删除相关贴文,但遭推特拒绝 。
2018年的政权替换后,新闻媒体的空间获得一些改善,在“无国界记者”(RSF)公布的新闻自由指数报告中,马来西亚2019年由前一年的145名上升至123名(共调查180个国家),2020年则再上升至101名,但希盟政府未著力改进整体的新闻与传播制度,使得媒体空间的松绑显得脆弱,在国盟掌权的2021年,新闻自由排名又大幅下降至119名。除了传播结构未进行改革,原有的新闻媒体地景也面临政媒关系的重组与冲击,譬如巫统掌控的前锋报集团,逐步落入政商关系复杂的商业钜子赛莫达(Syed Mokhtar Al-Bukhary)旗下公司所掌控,而赛莫达也是另一媒体集团首要媒体(Media Prima)的大股东。因此,在政治权力持续洗牌与碎片化下,政商与新闻媒体关系仍不断重组,且未必清楚显露出来,让人更不易了解政治权力对媒体的渗透和影响 。
从以上例子可见政府的媒体管控思维未做很多调整,在现况下很难期待政府会主动积极改善媒体环境,但从长远来看,还是需要各方共同推动与监督政府改善传播环境。
当前媒体生态和现实具体存在,是媒体工作者必须面对的处境,但也可能因视其为理所当然,反而难以挣脱现实的桎梏。经营媒体必需争取更多广告和重视市场等,务实地获取商业利益,这样的想法有其基本背景,过往国阵长期的威权掌政,在诸多外在限制下,一般媒体多消极地希望政府不要涉入媒体经营,且认为能采取自律方式自我管理,让市场来决定媒体这门“生意”的利益和生存,但长久下来可能框限了寻找出路的想像,特別是整体脉络已有许多变化的今天。
对于本土现有的大型上市媒体集团来说,过往曾有相当丰厚的广告营收和获利,但一般这类以“大众”媒体为主的集团如今面临更困难的转型,因其有义务将股东价值最大化,必须强调持续的获利。但是在现有媒体生态变化下,媒体营收不断被挤压,且其应对方式多将重点放在寻找更好的商业模式,以增加营收和希望内容更易变现,甚至在投资者愈来愈期待能快速取得报酬下,经常出现削减成本以增加利润,更难培养有能力和创造力的媒体工作者,使内容素质不断萎缩,让阅听人/网络使用者不断流失的恶性循环。
在这样的内外困境下,一般上市公司更不易长期投资内容的增值,譬如透过结合科技创新与编采技艺等方式,增加内容的可看性与吸引力,让内容可以加值的“+”,强化使用者对媒体的信任感与黏著度,提升使用者接收和订阅的可能。因此,我们需反思本土媒体的营运是否一直陷在市场机制的迷思里,过度强调广告的收入,而内容的品质还是媒体存活的重要凭借。
过往的“大众”媒体走到今天,是否仍持续寻找“大众”?但“大众”是否还存在?媒体需要经营的或许已是更异质多样的“小众”,但“小众”未必是数量的少量个体,他们对内容的需求和要求可能更高、差异性可能更大,愿意付出的也可能和过往很不一样,而不同类型的“小众”媒体或更符合某些社会成员的需要。
对于民主化已实践一段时间的台湾来说,和马来西亚脉络与各种条件有相当大差別,但其经验仍具有相当的参照价值,也提供了更多实践的可能性。台湾社会过去不满“弱智媒体”的表现,相当有活力的民间持续尝试创办各类型的媒体,特別是从不同面向关怀社会与专注经营公共议题,社会也愿意投入资源去支持和鼓励有想法和理念的媒体,让媒体的内容和形式相对更为多样与多元,且一直有具理想的实践者投入。诚如管中祥老师所言,当社会环境比较强调公共议题或社会参与,以及媒体的类型较为多样,更多人关注公共知识和公共资讯,除新闻外,也可以进入不同的文本类型,如戏剧、电影和流行音乐等,可能带动更多人愿意投入媒体的实践。
至於如何让媒体存续下去和长出影响力,管中祥和陈顺孝老师皆提及,过往的“大”媒体商业模式已未必适合当前的社会,而适度规模很可能是可行方式,特別是培养忠诚的支持者,回应及服务公民和社群的需求。适度规模的媒体更具灵活性,可减少财务上的压力和市场机制的干扰,在相对独立的形式营运下,较可能以媒体自身的定位,持续做想要实践的工作,甚至进行实验和摸索,如进行内部民主的实践和与其他媒体的协作等。当一个社会有足够多的“小众”媒体,可出现更多元、多样和更专门的内容,在和公众互动下慢慢协助转化社会氛围。
从与谈人盈盈在本地成立荧光笔工作室的实践来看,他们尝试推动政府不重视和民间尚未著力的媒体素养,透过众筹的方式募集资源,且其理念获得一些公众的支持,采取新媒体的影音形式和轻松易懂的方式,将媒体素养的观念推广给更多人了解,试图从使用者面向协助改善传播环境的部分乱象,也提供更多本土公共知识和资讯。这类非营利模式需有更充分的理由说服公众,也需和公众建立高度的信任关系,使其愿意持续资助推动与公共利益相关的媒体实践。因此,媒体如何在适当规模下寻找多样的资源,如付费订阅、捐款赞助和基金会支持等,是让媒体更多元和多样的可能途径,而其中有些模式在过去和现在马来西亚媒体中进行著。
1999年创立的《当今大马》(Malaysiakini),是本土民主化氛围下诞生的网媒,在早期较为特殊的网路空间里,以其监督政府的鲜明立场,获得一定数量的读者愿意付费订阅,支持媒体存续。只是面对这些年变化相当大的政治场域,如何更具体回应、甚至提出更进步的政治想像,以及在已有不同语文和影音版本下,更有效转译不同语言使用者的公共沟通,持续争取公众的支持,或许是《当今大马》的挑战。
华社长期将民间资源主要投入中文教育与传统文化活动,对于媒体的公共角色仍局限於“大众”媒体的想像,主要视为传承华人传统的文化机制和“生意”,但也有少数另外的媒体实践。2005年创立的《独立新闻在线》,是由民间人士集资营运,希望推动社会的自由民主进程,强化公共讨论,也曾有马来文版,但在营运七数年后因资源无法接续而停刊。至於林连玉基金2011年推出纸版的《当代评论》(2017年转型为评论网站),也是一种非营利形式,在基金的有限资源下,持续尝试推进中文场域的民主讨论与公共评论,只是尚未能以全职工作者营运,使其角色受到侷限。
近年,一些青年世代透过众筹和基金会支持等方式出版小志和杂志,以不同视角及关怀审视和反思社会各面向,尝试提出更进步的论述和想像,处理长期积累的本土问题。譬如在不同领域的青年组成“业余者” ,主要从文学和文化出发,从2017年迄今版了三期小志;莱佛士化读书会和其他组织合作,迄今出版了两期小志,主要从社会与政治探索及批判本土问题;而《无本》则主要探索和讨论有关电影的议题,从2018年创刊迄今已出版四期。这些持续实践且属小众的媒体,慢慢摸索可能道路,也需要更多被看见与支持。
马来西亚各地这几年也出现一些中文社区媒体,如《城视报》和《麻河时光》等,以各种方式取得资源,也进行国内外的各种链接,尝试经营出一些不同的媒体形式。但如何贴近在地和社区生活,需要有更清晰地意识的提问和反思,这些媒体的实践经验和成果也尚待考验。
过往民间主要把力气方在争取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的消极自由部分,因此希望政府不要介入媒体的运作,但却忽略政府本有其推动积极自由的责任,两者可以同时推进,即扩大言论与自由,也要求政府健全化传播环境,强化文化传播权利的行使。
一个社会需要不断强化不同类型的内容,但在强调媒体内容和平台的现状下,需要国家力量与资源的投入,而政府本有责任优化传播环境,促进本土新闻与影视音等内容,提升民主与文化素质。民间也需自力救济,媒体与网络使用者应培养媒体素养,更多地理解媒体特性与所处环境,共同协力推动与支持更多元、多样和多种类的媒体内容,且有意识地建构共同体的文化传播权。在政治碎片化的不稳定处境下,短期内难以期待朝野能以全盘视野提出长远与完整的传播政策,稳定的推动改善传播环境,但从长期来看,公众和媒体也需督促政府对数码平台的治理,更强调媒体的公共利益面向和改善整体传播环境。
《当今大马》(2021年5月25日)。〈NTV转教育频道要7000万? 希盟促揭合约细节〉。网址: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575838。
《当今大马》(2021年6月17日)。〈Altel获颁最多频谱 赛夫丁部长指令在新争议〉。网址: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579385。
罗世宏译(2022)。《新闻崩坏,何以民主?》。台北:五南。(原书Pickard, V. [2020]. Democracy without Journalism: Confronting the Misinformation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